对于以上的建议，打工人的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在很多招聘平台上，只要有双休就可以被称为 神仙公司 。既然连双休都无法强制执行，如何能指望落实 3 天、5 天乃至 9 天的长假？而且在上班族看来，后两种建议不就是 变相调休 吗？
一时之间，更多关于调休的热搜开始 屠榜 ，还有人算出扣掉原本的周六日和调休，2023 年全年实际放假时间只有 10 天。
算漏了元旦 1 天，但大差不差。当代年轻人对调休制度的困惑，自调休被发明以来就从未缺席，去年就有热搜“国庆休 7 上 7 是种啥体验”，很多网友发出天问：我们为什么要调休？能不能不调休？
因此，即便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重合，有望连休 8 天，但打工一族还是高兴不起来，因为假期过后就是连上 7 天班的 酷刑 ，熟悉的配方，注定的煎熬。这个休就非调不可吗？
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，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曾预言：随着科技进步，到 20 世纪末，人们一周只需要工作 15 个小时。但如今，每天工作 3 小时的愿景不仅没出现，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拖越长，连放的假都要如数填回来。
可是，企业的发展绝不是靠员工 超长待机 来实现的。人类学家大卫 格雷伯曾在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中提到，很多工作虽然费时但实质毫无意义，日复一日的工作不过是贪婪和通货膨胀的产物，因为在当下的科技时代，我们现在2 天的生产力或许是抵得上过去 5 天的。
但是因为贪婪，因为某种必须一刻不停高效工作的蜜蜂综合征，我们依然埋头苦干，为他人赢取收益，而忽视了自己内心的抱负，只因这些抱负挣不了钱。 格雷伯的书中写道。
既然要调休，又为何非要设置小长假？如果说各种小长假最初是为了拉动内需，促进旅游业发展，但人山人海的景观已经让很多人感到恐惧——去景区怕被人踩，吃饭怕被人宰。
对于旅游业从业者而言，假期的过于固定和集中，也使得他们的接待能力很有限。无论是客栈、景区还是航空公司，都无法面对突然扎堆的客人，涨价被人骂，不涨价又会错过不可多得的营业时间。
即便真的不出远门，打工人也会有一种 休闲的压力 ，因为小长假过于稀缺，不把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誓不罢休，于是节前铆足劲加班，放假的时候通宵达旦地浪。这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结果：当假期结束回到工位上，绝大部分的打工人都低效产出，高效摸鱼，调休日变成官方指定躺平日。特别是跨省回家的打工人，路途遥远，前后都得耗一天在路上，掐头去尾后，不仅家里的板凳没坐热，风尘仆仆归来也魂不守舍。集中放假，集中上班，无论哪一种都极累，所以后来上班族只要看到需要补班的周末，就失去放假的欲望了。
双休日的演变，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。当代人常常对被 偷走 的双休感到愤懑，但这种习以为常的 5 天工作、2 天休息 工作制也非自古有之，而是劳动人民逐步争取而来的。美国教授维托尔德 雷布琴斯基在《等待周末：双休日的起源与意义》一书中追溯了这种工作节奏的缘由。最初， 周末 一词出自英国杂志《注记与疑问》，意指 如果一个人在星期六下午结束一周工作后离开家里，跟朋友把星期六傍晚和星期日消磨在他方，他就会被称为在某某地方度周末 。英国人的这个新发明贯彻了整个 18 世纪，星期日则是每周唯一的休息日。尽管宗教改革和后来的清教徒把这一天改为圣日，但很多英国人对禁止在安息日嬉闹的规定不加理会，反而觉得周日就应该喝酒、赌博和享受人生，意识到休闲的重要性。
周休二日，其实是近代的产物。后来，美国工人进一步争取 周六半天工作制 ，美国一般产业工会也努力争取较短工时，这个运动肇始于南北战争之后的 19 世纪 60 年代，口号是： 八小时工作，八小时休息，八小时随心所欲 。
短周六 最先的鼓吹者是印刷排版工会，代表的是从事印刷和书报业的工人，因为报业的性质不需要太长的工时。这种习俗迅速得到蔓延，越来越多公司相继效仿，多放的半天假也让歌舞杂耍剧场、马戏团、电影院等娱乐场所得到迅速成长。
然而，从周六半天制转为一整天假期的过程并不容易，在英国就经过了 60 年。相对而言，美国的变化更快一些，最早和最受瞩目的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亨利 福特，1914 年，他把汽车厂的工时从 9 小时减为 8 小时，到了 1926 年又宣布星期六不上班。
福特的理由也相当有前瞻性，因为他认为增加工人的休息时间可以促进消费，当中也包括买汽车和开汽车去旅行的消费。
他的大胆变革在当时受到了全美工业协会和制造业协会的激烈批评，但随着 1929 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，缩短工时被认为可以缓和高失业率，人们开始对周休二日的制度习以为常， 周末 的观念才逐渐被传播开来。
可见，双休日的演变，也是打工人命运的演变，每一步都来之不易。只是当时的变革者一定没想到，在许多年后的今天，双休日会像砖块一样，被以 调休 的名义随意挪动和堆砌，给打工族造成另一种困扰和悲哀。
有生之年，能等到 4 天工作制吗？很多时候，调休是为了补上固定的 五天工作量 。但假如不填满这个工时，我们的工作就真的干不完了吗？
一些新颖的工作实验似乎正在否定这一点。早在 2015 — 2019 年期间，冰岛就进行了一项试验，招募了 2500 名不同领域的员工，让他们每周工作时数由 40 小时减少至 35 — 36 小时，且工资不发生变化。实验结果发现，这些员工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在好转，也较少对职业感到倦怠。
去年 6 月至 12 月，英国也开展了 每周工作 4 天 实验，参与企业达 60 多家，参与员工合计 2900 人。结果显示，员工缺勤率从每月 2 天下降到 0.7 天，离职率下降了 57%。最终，有 56 家决定延长四天工作模式，而其中 18 家公司已经决定永久采用四天工作制。
比利时在 2022 年年底也赢得了选择四天工作制的权利，该国首相希望这一变化有助于为比利时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活力。
国内的一些公司也加入了探索的队列。去年 3 月，携程宣布正式推行 3+2 远程办公模式，允许员工周三、周五远程办公，覆盖集团 3 万名员工，最重要的是不做薪资调整。
乐视也紧跟其后，在今年元旦刚过的第一个工作日，乐视就宣布推行 四天半工作制 ，每周三弹性工作半天。这一个小小的喘息空间，或许就能极大提升打工人的幸福感，因为工作日像是被分成了两半，周二就开始有放假的心态。
诚然，减少工时或远程办公不会适用于所有企业，对于自制力差的员工更是灾难，但这种尝试的确走出了重要的一步：如果工作一定意味着被剥削，意味着要成为螺丝钉后备军，那用更少的工作时长完成同等的工作，余下的时间享受作为人的自由，也不过分吧。
无论是工时增减还是调休的矛盾，最终关系到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的博弈。但即便企业再怎么想把工作时间延长，没有人真的可以成为永动机，工作时间一旦超过负荷，再有意义的工作也会变成狗屁工作。
最关键的是，生产力的进步，最终还是要靠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华和技能，而不是靠日复一日的工作，正如大卫 格雷柏所言：时间不该是拿来度量工作的准绳，因为工作就是度量本身。
其实打工人的梦想真的很简单，到点下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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